欧洲的古典音乐是在中世纪的伊利莎白时期发展而来的，这个时期的音乐主要以格里高利宗教音乐占主导地位。

当时人们对于基督教的崇拜和信仰完全不像这样。中世纪时期的欧洲教会的权力要高于国家和一切的社会形势，宗教是直接影响到政治和音乐的。所以当时的音乐只是纯粹的宗教用途，在教堂中演唱，并没有乐器伴奏，但这个时期的音乐却对后来的音乐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到了1450年后，欧洲进入了文艺复兴时期，因为当时欧洲政治不稳定，教会的威信与势力已经逐渐减弱，资产阶级也开始萌芽。为了适应当时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新思想，在音乐、文化各个领域中都开始了文艺复兴运动。在这个时期中，欧洲的传统音乐开始成型。音乐在这时也不只有宗教音乐，世俗音乐也开始产生，各种乐器也产生并丰富了许多，为即将到来的巴洛克音乐时期做出了铺垫。

巴洛克时期（约1600年—1750年）是古典音乐早期的一个重要形式，这个时期的音乐以复调音乐为主，华丽且复杂。虽然巴洛克音乐已经突破了宗教音乐完全的秩序和纯真的表现，变得更加丰富了，但是在整个古典音乐的发展中，这个时期的音乐仍然受着很多宗教音乐的影响，透露出一种严谨的气息。不过巴洛克时期的音乐相对于之前的音乐形式更加自由化了，各种音乐类型的出现以及乐器的成熟，使这个时期的音乐充满着一种特殊的气息，为后人所追捧。

在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家们是比较多的，并且相对现代的音乐家来说也要多产得多。在巴洛克时代最重要的人物应该是亨德尔、维瓦尔第、巴赫三位音乐家。亨德尔和巴赫都是以那个时代的键盘乐器管风琴和羽管键琴见长，但作曲形式稍有不同。亨德尔在歌剧方面的成就较多，而巴赫则一直专注于各种器乐的创作，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经典的器乐作品。这一时期的小提琴音乐已经接近成熟，维瓦尔第的贡献不可忽视。

巴洛克时代的结束是以巴赫的逝世为界限的，随后而来的便是古典主义时期（约1750年—1820年）。这个时期的音乐继承了欧洲传统的复调音乐和主调音乐成就，确立了奏鸣曲、协奏曲、交响曲等重要的音乐形式，并且室内乐也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对之后音乐的发展起到很重要的影响。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严谨的，继承了巴洛克时代的理性，但是却更多的融入了人们的情感，在两者之中达到了统一。所以古典时期的音乐表达的内容更加丰富了，同音乐艺术融合在一起。

在古典音乐时期，最重要的三位代表人物是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充满着华丽感，总是带给人一种亲和力，这种亲和力来自于莫扎特为了创作音乐的纯真心态。而贝多芬相对于莫扎特来说，则经历了更多的生活困苦，以及长年病痛的缠绕。他将自己生活中的种种不幸写入音乐中去，所以贝多芬的音乐带给人们的更多的是一种愤怒、一种激情、一种与生活抗争的态度。

在1820年后随着古典音乐时期的结束，浪漫主义音乐开始萌芽。这一时期的音乐形式更为丰富，是古典艺术巅峰时期中离现代最近的，最能够被接受的古典音乐大多出自于这个时期。浪漫主义音乐已经更加注重人的精神境界和主观的情感表达，对于自然景物的表现更加突出了，对于民族和民间的音乐利用也更加频繁，可以说是真正趋向大众化。

其实在古典音乐学派贝多芬、罗西尼等作曲家的晚期作品中，就已经透露出浪漫主义音乐的色彩，1800年前后出生的音乐家们则形成了初期浪漫主义的中心。随后浪漫主义音乐经过孟德尔松、舒曼、肖邦和威尔第等为世人所熟知的音乐家完善，在柴可夫斯基、李斯特和瓦格纳时代达到了巅峰，他们构成了浪漫主义音乐的核心。当然晚期的浪漫主义音乐人马勒、拉赫玛尼诺夫的贡献亦不容小觑。

在过渡到音乐浪漫主义时期之前的音乐时期里，即从20世纪初期到浪漫主义时期也不过百年时间，但是这也是古典音乐向现代音乐逐渐进化的时期，在这个短暂的时期中曾出现过多种音乐形式，还能称之为古典音乐形式的有印象主义音乐、表现主义音乐和新古典主义音乐。表现主义音乐和新古典主义音乐一般被称为新音乐，泛指印象派音乐之后发现起来的新型音乐形式。这些音乐同浪漫时期以及之前的古典音乐相比，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古典音乐过渡到现代音乐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

印象主义音乐时期大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之间，是与印象主义运动同时期的音乐风格。印象主义音乐已经不像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那样强调主观情感的表现，而是更注重氛围和色彩的营造，以呈现出一种抽象、超现实的色彩，成为进入现代音乐的开端。印象主义音乐给人以朦胧、扑朔迷离的感觉，暗示性较重，创作题材常取自于自然景物和诗画等题材。德彪西和拉威尔是印象主义音乐中的代表人物。

表现主义音乐是否划分到古典音乐尚未定论。这种盛行于20世纪初期的音乐形式与传统的音乐完全相反，表现主义音乐忽视音乐创作总的各种调性规律，并且反对印象主义的客观性，主张更直接表现人类的精神世界，这种音乐是以表现主观的自我为主体的。表现主义的音乐无调可言，节奏和旋律都难以捉摸，让人感觉焦躁、疯狂、恐惧和不安，但是却拥有一种奇特的空间感和绚丽的色彩。表现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是勋伯格以及他的两个学生韦伯恩和贝尔格。

新古典主义音乐盛行于20世纪20年代末，这种音乐形式主张音乐的创作应该保持客观性和严肃性，主张以浪漫主义的手法集成古典音乐的形态。新古典主义音乐不但否定浪漫主义音乐的主观性，也否定后浪漫主义的夸张表现，而希望以现代的手法再现出古典时期音乐。意大利钢琴家、作曲家布索尼，俄国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等是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

所谓“具体音乐”，就是将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实际声响，如风声、雷声、鸟鸣、狗吠、机车鸣笛、飞机轰隆等等事先录好，然后编排，剪辑而成的音乐，这种不用人来演奏的音乐于1948年10月在巴黎首次播出。这种音乐的产生与录音技术的发展紧密联系着。创者是法国国家电台的无线电工程师舍费尔，其代表作有《黑色练习曲》《铁路练习曲》《炖锅练习曲》《紫罗兰练习曲》、以及他与亨利合写的《单人单响曲》《暖昧协奏曲》、歌剧《奥菲欧》等。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均有人从事这类音乐的创作。

偶然音乐又称“机会音乐”，就是在音乐中引入偶然因素。这种音乐的突出特征是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它采取掷硬币、摇签子、卜卦等手段由演奏者将作品的段落任意组合顺序、任意确定音高、时长、音色、力度。偶然音乐的作曲家不再采用传统的记谱法，他们各自选用音乐符号并加以说明这类作品无具体结构和形象、无调性，只是偶然的效果。

偶然音乐首先是在美国兴起的，最著盛名的是美国作曲家凯奇。他的代表作有《变化之乐曲》《钢琴管弦乐队协奏曲》《幻想景色》以及钢琴曲《4分33秒》等德国作曲家斯托克豪森的木管五重奏《节奏》《钢琴片断》《一个打击乐器演奏者的套曲》《三个演奏者的叠句》等，也是偶然音乐中有影响的作品。

电子音乐是用电子技术获得音源，而产生的各种类型的音乐因此它是音乐的表现手段，它突破了传统乐器的限制和人的演奏能力的局限，给作曲家随心所欲进行创作提供了方便。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磁带录音机的问世，音乐探索者们还在不断寻求20世纪50年代更加灵活在美国出现了，60年代电子计算机又进入了电子音乐领域。集成电路的相继问世，更为电子音乐的继续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电子音乐既是一种表现手段，但同时也形成一种流派，最初的电子音乐作品是西德电台的技师艾默诗和作曲家拜厄合作的《交响习作音练习I、II》，而影响最大的则是西德的斯托克豪森，他写有《电子音乐练习曲I、II》、《青年之歌》、《独奏》、《话筒》等电子音乐作品。

此外，美国的巴比特、乌萨切夫斯基、日本的松夏真一、代敏郎、荷兰的贝汀斯、德国的库电涅克、卡格尔等等，也是电子音乐的代表人物。

中国古代“诗歌”是不分的，即文学和音乐是紧密相联系的。现存最早的汉语诗歌总集《诗经》中的诗篇当时都是配有曲调，为人民大众口头传唱的。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去，比如汉代的官方诗歌集成，就叫《汉乐府》，唐诗、宋词当时也都能歌唱。甚至到了如今，也有流行音乐家为古诗谱曲演唱，如苏轼描写中秋佳节的《水调歌头》还有李白的《静夜思》。

中国古代对音乐家比较轻视，不像对待画家，因为中国画和书法联系紧密，画家属于文人士大夫阶层，在宋朝时甚至可以“以画考官”（其实也是因为宋徽宗个人对绘画的极度爱好）。乐手地位较低，只是供贵族娱乐的“伶人”。唐朝时著名歌手李龟年也没有什么政治地位，人们知道他常出唐诗中，受人赞扬。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阶层认为，一个有修养的人应该精通“琴棋书画”，所谓的“琴”就是流传的古琴。不过古琴只限于士大夫独自欣赏，不能对公众演出。古琴音量较小，也是地位较高的乐器。

总结：中国古代的音乐理论发展较慢，在“正史”中地位不高，没有能留下更多的书面资料。但音乐和文学一样，是古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必修课，在古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无疑有着重要地位；民间则更是充满了多彩的旋律。

夏商两代是奴隶制社会时期。从古典文献记载来看，这时的乐舞已经渐渐脱离原始氏族乐舞为氏族共有的特点，它们更多地为奴隶主所占有。从内容上看，它们渐渐离开了原始的图腾崇拜，转而为对征服自然的人的颂歌。例如夏禹治水，造福人民，于是便出现了歌颂夏禹的乐舞《大夏》。夏桀无道，商汤伐之，于是便有了歌颂商汤伐桀的乐舞《大蠖》。商代巫风盛行，于是出现了专司祭祀的巫（女巫）和觋（男巫）。他们为奴隶主所豢养，在行祭时舞蹈、歌唱，是最早以音乐为职业的人。奴隶主以乐舞来祭祀天帝、祖先，同时又以乐舞来放纵自身的享受。他们死后还要以乐人殉葬，这种残酷的殉杀制度一方面暴露了奴隶主的残酷统治，而在客观上也反映出生产力较原始时代的进步，从而使音乐文化具备了迅速发展的条件。

据史料记载，在夏代已经有用鳄鱼皮蒙制的鼍鼓。商代已经发现有木腔蟒皮鼓和双鸟饕餮纹铜鼓，以及制作精良的脱胎于石桦犁的石磐。青铜时代影响所及，商代还出现了编钟、编铙乐器，它们大多为三枚一组。各类打击乐器的出现体现了乐器史上击乐器发展在前的特点。始于公元前五千余年的体鸣乐器陶埙从当时的单音孔、二音孔发展到五音孔，它已可以发出十二个半音的音列。根据陶埙发音推断，中国民族音乐思维的基础五声音阶出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而七声至少在商、殷时已经出现。

西周和东周是奴隶制社会由盛到衰，封建制社会因素日趋增长的历史时期。西周时期宫廷首先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在宴享娱乐中不同地位的官员规定有不同的地位、舞队的编制。总结前历代史诗性质的典章乐舞，可以看到所谓“六代乐舞”，即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韶》，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蠖》，周时的《大武》。周代还有采风制度，，收集民歌，以观风俗、察民情。赖于此，保留下大量的民歌，经春秋时孔子的删定，形成了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它收有自西周初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入乐诗歌一共三百零五篇。《诗经》中最优秀的部分是“风”。它们是流传于以河南省为中心，包括附近数省的十五国民歌。

此外还有文人创作的“大雅”“小雅”，以及史诗性的祭祀歌曲“颂”这几种体裁。就其流传下来的的文字分析，《诗经》中的歌曲以可概括为十种曲式结构。作为歌曲尾部的高潮部分，已有专门的名称“乱”。在《诗经》成书前后，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根据楚地的祭祀歌曲编成《九歌》，具有浓重的楚文化特征。至此，两种不同音乐风格的作品南北交相辉映成趣。

周代时期民间音乐生活涉及社会生活的十几个侧面，十分活跃。世传伯牙弹琴，钟子期知音的故事即始于此时。这反映出演奏技术、作曲技术以及人们欣赏水平的提高。古琴演奏中，琴人还总结出“得之于心，方能应之于器”的演奏心理感受。著名的歌唱乐人秦青的歌唱据记载能够“声振林木，响遏飞云”。更有民间歌女韩娥，歌“余音饶梁，三日不绝”。这些都是声乐技术上的高度成就。

周代音乐文化高度发达的成就还可以一九七八年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曾侯乙墓葬中的古乐器为重要标志。这座可以和埃及金字塔媲美的地下音乐宝库提供了当时宫廷礼乐制度的模式，这里出土的八种一百二十四件乐器，按照周代的“八音”乐器分类法（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几乎各类乐器应有尽有。

其中最为重要的六十四件编钟乐器，分上、中、下三层编列，总重量达五千余公斤，总音域可达五个八度。由于这套编钟具有商周编钟一钟发两音的特性，其中部音区十二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从而证实了先秦文献关于旋宫记载的可靠。曾侯乙墓钟、磐乐器上还有铭文，内容为各诸侯国之间的乐律理论，反映着周代乐律学的高度成就。

在周代，十二律的理论已经确立。五声阶名（宫、商、角、徵[zhi三声]、羽）也已经确立。这时，人们已经知道五声或七声音阶中以宫音为主，宫音位置改变就叫旋宫，这样就可以达到转调的效果。律学上突出的成就见于《管子－地员篇》所记载的“三分损益法”。就是以宫音的弦长为基础，增加三分之一（益一），得到宫音下方的纯四度徵音；徵音的弦长减去三分之一（损一），得到徵音上方的纯五度商音；以次继续推算就得到五声音阶各音的弦长（波长）。

按照此法算全八度内十二个半音（十二律）的弦长（波长），就构成了“三分损益律制”。这种律制由于是以自然的五度音程相生而成，每一次相生而成的音均较十二平均律的五度微高，这样相生十二次得不到始发律的高八度音，造成所谓“黄钟不能还原”，给旋宫转调造成不便。但这种充分体现单音音乐旋律美感的律制一直延续。

秦汉时开始出现“乐府”。它继承了周代对采风制度，搜集、整理改变民间音乐，业绩终了大量乐工在宴享、郊祀、朝贺等场合演奏。这些用作演唱的歌词，被称为乐府诗。乐府，后来又被引申为泛指各种入乐或不入乐的歌词，甚至一些戏曲和气越也都称之为乐府。

汉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从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渐次发展为有丝、竹乐器伴奏的“相和大曲”，并且具“艳--趋--乱”的曲体结构，它对隋唐时的歌舞大曲由着重要影响。汉代在西北边疆兴起了鼓吹乐。它以不同编制的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构成多种鼓吹形式，如横吹、骑吹、黄门鼓吹等等。它们或在马上演奏，或在行进中演奏，用于军乐礼仪、宫廷宴饮以及民间娱乐。

现代尚存的民间吹打乐，当有汉代鼓吹的遗绪。在汉代还“百戏”出现，它是将歌舞、杂技、角抵（相扑）合在一起表演的节目。汉代律学上的成就是京房以三分损益的方法将八度音程华划为六十律。这种理论在音乐实践上虽无意义，但体现了律学思维的精微性。从理论上达到了五十三平均律的效果。

由相和歌发展起来的清商乐在曹魏政权的重视，设置清商署。两晋之交的战乱，使清商乐与南方的吴歌、西曲融合。从而成为流传全国的重要乐种。

这时，传统音乐文化的代表性乐器古琴趋于成熟，这主要表现为：在汉代已经出现了题解琴曲标题的古琴专著《琴赋》。三国时著名的琴家嵇康在其所著《琴赋》一书中有“徽以中山之玉”的记载。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知道古琴上徽位泛音的产生。当时，出现了一大批文人琴家相继出现，如嵇康、阮籍等，《广陵散》（《聂政刺韩王》）、《猗兰操》、《酒狂》等一批著名曲目问世。

南北朝末年还盛行一种有故事情节，有角色和化妆表演，载歌载舞，同时兼有伴唱和管弦伴奏的歌舞戏。这已经是一种小型的雏形戏曲。

这一时期律学上的重要成就，包括晋代荀瑁找到管乐器的“管口校正数”。南朝宋何承天在三分损益法上，以等差迭加的办法，创立了十分接近十二平均律的新律。他的努力初步解决了三分损益律黄钟不能还原的难题。

隋唐两代，政权统一。特别是唐代，政治稳定，经济兴旺，统治者奉行开放政策，勇于吸收外城文化，加上魏晋以来已经孕育着的音乐文化打基础，终于萌发了以歌舞音乐为主要标志的音乐艺术的全面发展的高峰。

唐代宫廷宴享的音乐，称作“燕乐”。隋、唐时期的七步乐、九部乐就属于燕乐。它们分别是中国以及部分外国的民间音乐，分别有清商乐（汉族）、西凉乐（汉族）、高昌（今吐鲁番）乐、龟兹（今库车）乐、康国（今俄国萨马尔汉）乐、安国（今俄国布哈拉）乐、天竺（今印度）乐、高丽（今朝鲜）乐等。燕乐还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演奏，根据白居易的《立部伎》诗，坐部伎的演奏员水平高于立部伎。

风靡一时的唐代歌舞大曲是燕乐中独树一帜的奇葩。它继承了相和大曲的传统，融会了九部乐的精华，形成了散序——中序或拍序——破或舞遍的结构形式。见于《教坊录》著录的唐大曲曲名共有46个，其中《霓裳羽衣舞》以其为著名的皇帝音乐家唐玄宗所作，又兼有清雅的法曲风格，为世所称道。著名诗人白居易写有描绘该大曲演出过程的生动诗篇《霓裳羽衣舞歌》。

唐代赵耶利、董庭兰等著名琴师和雷氏世家等斫琴师让古琴艺术发展得更为完善。出现了新的古琴记谱方式——减字谱，逐渐取代原来的文字谱，记谱更为方便快捷，促进了琴曲的普及。

唐代音乐文化的繁荣还表现为有一系列音乐教育的机构，如教坊、梨园、大乐署、鼓吹署以及专门教习幼童的梨园别教园。这些机构以严密的考绩，造就着一批批才华出众的音乐家。文学史上堪称一绝的唐诗在当时是可以入乐歌唱的。当时歌伎曾以能歌名家诗为快；诗人也以自己的诗作入乐后流传之广来衡量自己的写作水平。在唐代的乐队中，琵琶是主要乐器之一。它已经与琵琶形制相差无几。福建南曲和日本的琵琶，在形制上和演奏方法上还保留着唐琵琶的某些特点。

宋时期音乐文化的发展以市民音乐的勃兴为重要标志，较隋唐音乐得到更为深入的发展。随着都市商品经济的繁荣，适应市民阶层文化生活的游艺场“瓦舍”、“勾栏”应运而生。在“瓦舍”、“勾栏”中人们可以听到叫声、嘌唱、小唱、唱赚等艺术歌曲的演唱；也可以看到说唱类音乐种类崖词、陶真、鼓子词、诸宫调，以及杂剧、院本的表演；可谓争奇斗艳、百花齐放。这当中唱赚中的缠令、缠达两种曲式结构对后世戏曲以及器乐的曲式结构有着一定的影响。而鼓子词则影响到后世的说唱音乐鼓词。诸宫调是这一时期成熟起来的大型说唱曲种。其中歌唱占了较重的分量。

承隋唐曲子词发展的遗绪，宋代词调音乐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种长短句的歌唱文学体裁可以分为引、慢、近、拍、令等等词牌形式。在填词的手法上已经有了“摊破”“减字”“偷声”等。南宋姜夔是既会作词，有能依词度曲的著名词家、音乐家。他有十七首自度曲和一首减字谱的琴歌《古怨》传世。这些作品多表达了作者关怀祖国人民的心情，描绘出清幽悲凉的意境，如《扬州慢》、《鬲溪梅令》、《杏花天影》等等。宋代的古琴音乐以郭楚望的代表作《潇湘水云》开古琴流派之先河。作品表现了作者爱恋祖国山河的盎然意趣。在弓弦乐器的发展长河中，宋代出现了“马尾胡琴”的记载。

到了元代，民族乐器三弦的出现值得注意。在乐学理论上宋代出现了燕乐音阶的记载。同时，早期的工尺谱谱式也在张炎《词源》和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出现。近代通行的一种工尺谱直接导源于此时。宋代还是中国戏曲趋于成熟的时代。它的标志是南宋时南戏的出现。南戏又称温州杂剧、永嘉杂剧，其音乐丰富而自然。

最初时一些民间小调，演唱时可以不受宫调的限制。后来发展为曲牌体戏曲音乐时，还出现了组织不同曲牌的若干乐句构成一种新曲牌的“集曲”形式。南戏在演唱形式上已有独唱、对唱、合唱等多种。传世的三种南戏剧本《张协状元》等见于《永乐大曲》。戏曲艺术在元代出现了以元杂剧为代表的高峰。

元杂剧的兴盛最初在北方，渐次向南方发展，与南方戏曲发生交融。代表性的元杂剧作家有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另外还有王实甫、乔吉甫，世称六大家。典型作品如关汉卿的《窦娥冤》，《单刀会》，王实甫的《西厢记》。元杂剧有严格的结构，即每部作品由四折（幕）一楔子（序幕或者过场）构成。一折内限用同一宫调，一韵到底，常由一个角色（末或旦）主唱，这些规则，有时也有突破，如王实甫的《西厢记》达五本二十折。

元杂剧对南方戏曲的影响，造成南戏（元明之际叫做传奇）的进一步成熟。出现了一系列典型剧作，如《拜月庭》、《琵琶记》等等。这些剧本经历代流传，仍在上演。当时南北曲的风格已经初步确立，以七声音阶为主的北曲豪迈；以五声音阶为主的南曲柔婉。随着元代戏曲艺术的发展，出现了最早的总结戏曲演唱理论的专著，即燕南之庵的《唱论》，而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则是北曲最早的韵书，他把北方语言分为十九个韵部，并且把字调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种。这对后世音韵学的研究以及戏曲说唱音乐的发展均有很大的影响。

由于明清社会已经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市民阶层日益壮大，音乐文化的发展更具有世俗化的特点明代的民间小曲内容丰富，虽然良莠不齐，但其影响之广，已经达到“不论男女”，“人人习之”的程度。由此，私人收集编辑，刊刻小曲成风，而且从民歌小曲到唱本，戏文，琴曲均有私人刊本问世。如冯梦龙编辑的《山歌》，朱权编辑的现存最早的古琴谱集《神奇秘谱》等。

明清时期说唱音乐异彩纷呈。其中南方的弹词，北方的鼓词，以及牌子曲，琴书，道情类的说唱曲种更为重要。南方秀丽的弹词以苏州弹词影响最大。在清代，苏州出现了以陈遇干为代表的苍凉雄劲的陈调；以马如飞为代表的爽直酣畅的马调；以俞秀山为代表的秀丽柔婉的俞调这三个重要流派。以后又繁衍出许多新的流派。

北方的鼓词以山东大鼓，冀中的木板大鼓、西河大鼓、京韵大鼓较为重要。而牌子曲类的说唱有单弦，河南大调曲子等；琴书类说唱有山东琴书，四川扬琴等；道情类说唱有浙江道情，陕西道情，湖北渔鼓等。

最早的昆剧剧目是明梁辰鱼的《浣纱记》，其余重要的剧目如明汤显祖的《牡丹亭》、清洪升的《长生殿》等。弋阳腔以其灵活多变的特点对各地的方言小戏发生重要影响，使得各地小戏日益增多，如各种高腔戏。明末清初，北方以陕西西秦腔为代表的梆子腔得到很快的发展，它影响到山西的蒲州梆子、陕西的同州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这种高亢、豪爽的梆子腔在北方各省经久不衰。晚清，由西皮和二黄两种基本曲调构成的皮黄腔，在北京初步形成，由此，产生了影响遍及全国的京剧。

明清时期，器乐的发展表现为民间出现了多种器乐合奏的形式。如北京的智化寺管乐，河北吹歌，江南丝竹，十番锣鼓等等。明代的《平沙落雁》、清代的《流水》等琴曲以及一批丰富的琴歌《阳关三叠》、《胡茄十八拍》等广为流传。琵琶乐曲自元末明初有《海青拿天鹅》以及《十面埋伏》等名曲问世，至清代还出现了华秋萍编辑的最早的《琵琶谱》。明代末叶，著名的乐律学家朱载育计算出十二平均律的相邻两个律（半音）间的波长（弦长）比值，精确到二十五位数字。

19世纪末，中国被迫开放南方沿海，开始接触西方音乐和乐器，广东音乐首先吸收西方和声方法，创造了新乐器扬琴和木琴，发展了乐队合奏的音乐，广东音乐仍然有其独特的魅力，是中西结合比较成功的典范。

1838到1903年（即狭义的“学堂乐歌”运动兴起前的六十多年）教会音乐也对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鸦片战争后，传教士赴华数量增加，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往往用唱圣诗来做为辅助方法，因此半音等概念都得到了传播。

民间音乐家为中国乐器的演奏发展创造了新的阶段，二胡作曲家刘天华创作了大量的二胡独奏曲，如《良宵》、《光明行》、《江河水》等，演奏家华彦钧（瞎子阿炳）创作了《二泉映月》等二胡和琵琶曲。尽管当时时世动乱，但中国民族音乐不论在独奏和乐队合奏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

1910年代到192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期间，很多到海外留学的中国音乐家回国之后，开始演奏欧洲古典音乐，也开始用五线谱纪录新作品。大城市里组成了新兴交响乐团，混合欧洲古典音乐和爵士乐，在音乐厅和收音机里非常流行。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达到其鼎盛时期。

虽然使用西方的乐器和音乐手段，但通俗音乐仍然是以中国的方式，即旋律为主，五声音阶为主，才能受到最多人的喜爱。周璇是当时最受欢迎的表演家之一，是当时通俗音乐的代表，其为电影《马路天使》演唱的主题歌《天涯歌女》和《四季歌》一时极为流行，符合当时的民众的抗日情绪，被称为“金嗓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除革命歌曲之后，又加入翻译成中文的苏联歌曲。各地开始建立交响曲团，演奏西方古典音乐，和中国作曲家的新作。东欧的乐团曾多次到中国表演，中国乐团也参加了许多国际表演会。中国音乐家也尝试用西方的乐器方法写作具有中国风味的音乐，比较成功的有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采纳了越剧的部分旋律。

和第三世界的国家交往也不断增加，为此成立了东方歌舞团，专门学习、演唱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各民族的民歌乐曲，在中国广受欢迎，从此发展中国家的音乐开始对中国音乐产生影响。中国民族乐队的配器、合奏方式也基本定型，产生了不少成功的民族器乐交响曲。

20世纪，中国的民族音乐开始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每年春节，都会被邀请到维也纳金色大厅举行中国新年音乐会，并座无虚席。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流行音乐首先从我国的香港及台湾地区进入大陆，尤其是台湾的校园歌曲和邓丽君演唱的歌曲，在内地大受欢迎。曾在中国中央电视台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演出的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在内地一炮走红，这也是中国内地第一次公开的港台歌曲演出。此后，中国内地的流行歌曲与其他地区的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音乐结合，产生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歌曲。

中国的流行音乐发展迅速，成为世界流行音乐中一支不可低估的生力军。中国香港和台湾的流行音乐发展非常迅速，基本和国际流行趋势同步，尤其是香港，因为当局不干扰音乐的创作，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歌手和歌曲，不仅风靡内地，而且受到日本、韩国等地歌迷的崇拜。

1984年以来，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以及全球其它地区的华人流行音乐不断交流，开始出现互相融合、汇聚的趋势。因此，开始出现“全球华语流行音乐”的总体称谓。一个突出的表现：中国大陆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港台、海外各大流行音乐榜单的发布和编制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大陆市场。

特点：娱乐性，一般不具备很深音乐理论和技巧修养甚至根本没什么音乐知识的听众都能接受；生活性，它直接宣泄人的情绪和感情；通俗性，歌词大多近似白话，而且表达的内容很贴近生活。

音乐是用组织音构成的听觉意象，来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与社会现实生活的一种艺术形式。也是最能即时打动人的艺术形式之一。旋律响起人们往往无法抗拒的立即处于音乐的氛围当中，使人忘却烦恼，净化心灵。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有自己表情达意、塑造艺术意象的表现形式。比如舞蹈是通过肢体动作、面部表情，绘画是通过线条、色彩、构图，文学是通过字、词、句、篇来体现艺术意象。通常，人们正是以表现手段的不同来区分艺术的不同种类，例如不同的乐器。音乐还能表现出乐手们和音乐创作者的用心。

根据《礼记》中《乐记》详细记载了“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这种介绍简单明了的涵盖了音乐的声音变化与人心情感之间的联系，如果大家进一步翻查古籍进一步推敲，就能对平时听到的有关音乐词汇涵义有更深入的了解。

声：在自然中容易被人耳捕捉得到的具有一定波长的能量波动（机械波的一种）。

音：拥有稳定波长变化规则并且可控制的持续机械波。

乐：经过组织挑选后的悦耳声波。

调：根据某个规则进行挑选过后的音集合。

律：对集合音进行更加规律的排列顺序。

段：在一定时间内完成的某个音乐部分。

曲：按照一个整体对所有上述提到的声音乐调律段进行整体的组织。

这些词语相互组合，就构成了声音、音乐、乐音、音调、乐调等词。（声乐，是以人声作为乐器的简称。）

音乐以声音为表现手段的艺术形式，意象的塑造，以有组织的音为材料来完成的。因此，如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一样，音乐是声音的艺术。这是音乐艺术的基本特征之一。作为音乐艺术表现手段的声音，有与自然界的其他声音不同的一些特点。

任何一部音乐作品中所发出来的声音都是经过作曲家精心思考创作出来的，这些声音在自然界是可以找到，但是没有经过艺术家们别出心裁创作与组合，是不能成为音乐的。所以，无论是一首简单的歌曲，还是一部规模宏大的交响乐，都渗透着作者的创作思维与灵感。随便涂抹的线条和色彩不是绘画，任意堆砌的语言文字不是文学，同样，杂乱无章的声音也不是音乐。构成音乐意象的声音，是一种有组织有规律的和谐的音乐，包括旋律、节奏、调式、和声、复调、曲式等要素，总称为音乐语言。没有创造性的因素，任何声音都不可能变成为音乐。

语言具有一种约定性的语义，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具有特定的涵义。这种涵义在运用该语言的社会范围内是被公认的，是一种约定俗成；音乐的声音却完全不同，它仅仅限定在艺术的范围内，只作为一种艺术交往而存在；任何音乐中的声音，它本身绝不会有像语言那样十分确定的含意，它们是非语义性的。

音乐既然是声音的艺术，那么，它只能诉诸于人们的听觉，所以，音乐又是一种听觉艺术。心理学的定向反射和探究反射原理告诉大家，一定距离内的各种外在刺激中，声音虽然看不见，是无形的，但它能够使人们的听觉器官去接受这无形的事物，这决定了无形的听觉艺术较之有形的视觉艺术更能在不经意间作用于人们的情感。

音乐只能用声音来表现，用听觉来感受，但这并不等于说人们在创作和欣赏音乐时，大脑皮层上只有与听觉相对应的部位是兴奋的，而其他部位都处于抑制状态之中。实际上，音乐家不止是通过听觉的渠道，而是用整个身心去感受和体验、认识和表现生活的，这同其他门类的艺术家并没有什么区别。不同的是在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的时候，音乐家是把个人的多方面的感受，通过形象思维凝聚为听觉意象，然后用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

因此，音乐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情感，不是单纯的听觉感受，而是整体的感受。同样，人们在欣赏音乐的时候，虽然主要是通过听觉的渠道，接受的是听觉的刺激，但由于通感的作用，也可能引起视觉意象，产生丰富生动的联想和想象，进而引起强烈的感情反应，体验到音乐家在作品中表达的思想感情和情境，获得美感，并为之感动。

和美术、文学等艺术形式一样，音乐也有审美情感，它借助声这个媒介来真实地传达、表现和感受审美情感。音乐在传达和表现情感上，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是因为它所采用的感性材料和审美形式——声音是无形的，有如情感的本性，适宜表达情感。或庄严肃穆，或热烈兴奋，或悲痛激愤，或缠绵细腻，或如泣如诉。音乐可以以一种看不见的方式，直接、真实、深刻地表达人的情感。那么，音乐为什么能够用有组织的声音来表达人的情感呢，一种理论认为，音乐的表情性来自于音乐对人的有表情性因素的模仿。

个人认为，音乐的声音形态与人类情感之间存在着相似性，具有某种“同构关系”，这是音乐能表达人情感的根本原因。音乐理论家于润洋曾指出：“结构之所以能够表达特定的情感，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极其重要的相似点，那就是这二者都是在时间中展示和发展，在速度、力度、色调上具有丰富变化的、极富于动力性的过程。这个极其重要的相似点正是这二者之间能够沟通的桥梁。”比如“喜悦”，它是人高兴、欢乐的感情表现。一般来说，这种感情运动呈现出一种跳跃、向上的运动形态，其色调比较明朗，运动速度较快，力量较大。表现“喜悦”的感情的音乐，一般也采取类似的动态结构，如民乐曲《喜洋洋》，用较快的速度、跳荡的音调等表现手段表达了人们喜悦的情感。

雕塑、绘画等艺术形式凝固在空间，使人一目了然。大家欣赏美术作品，首先看到美术作品的整体，然后，才去品味它的细节。而音乐则不同，音乐要在时间里展开、在时间里流动。大家欣赏音乐，首先从细节开始，从局部开始，直到全曲奏（唱）完，才会给大家留下整体印象。只听音乐作品中的个别片断，不可能获得完整的音乐意象。所以，音乐艺术又是一种时间艺术。

作为听觉艺术的音乐意象是在时间中展开的，是随着时间的延续在运动中呈现、发展、结束的。所谓“音乐意象”，指的是整个音乐作品所表现出的艺术家的思想感情并在欣赏者的思想感情中所唤起的意象或意境。例如，《春江花月夜》用安适、恬静的曲调，表现了在江南月夜泛舟于景色如画的春江之上的感受，创造了令人神往的音乐意境。

音乐作品不像文学或绘画那样，只要作者创作完成，创作过程结束，就可以直接供人们欣赏了。音乐作品必须通过表演这个中间环节，才能把作品表达的意象传达给欣赏者，实现其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所以，音乐又是表演的艺术，是需要由表演进一步再创造的艺术。

当作曲家把生动的乐思以乐谱的形式记录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抽掉了它的灵魂，所剩下的不过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乐音符号系列。而使音乐作品重新获得生命，把乐谱变成有血有肉的活的音乐的方式，就是音乐表演。如果没有音乐表演，音乐作品永远只能以乐谱的形式存在，而不会成为真正的音乐。

无论哪一位作曲家写下的乐谱，都与他们的乐思之间有着一定的差距。而要使这种差距得到弥补、使乐谱中潜藏的乐思得到发掘、使乐谱无法记录的东西得到丰富和补充，这一切都有赖于音乐表演者的再创造。所以，音乐也是表演的艺术，音乐作品只有通过表演这个途径才能为听众所接受。

一些音乐作品是通过人声表达的，这样的作品被称为声乐作品，有一些作品是用乐器演奏出来的，这样的音乐作品被称为器乐作品。世界上一切音乐作品都包括在“声乐”和“器乐”这两大类别里。

声乐作品又可根据其形式、风格的不同分成歌曲、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歌剧等不同体裁。歌曲是一种小型的音乐体裁，包括民歌、艺术歌曲、通俗歌曲、儿童歌曲等。从形式上可分成独唱、对唱、合唱、齐唱、联唱等。说唱音乐是指曲艺音乐而言，包括单弦、大鼓、清音、评弹、数来宝、琴书、二人转、道情、渔鼓等。

戏曲音乐指京剧、豫剧、越剧、花鼓戏、采茶戏、黄梅戏、评剧、汉剧，以及其它的地方戏的音乐。

歌剧音乐也是一种戏曲音乐，但不象戏曲音乐那样有固定的程式和传统的唱腔。歌剧音乐是作曲家使用民族音调和富有时代色彩的音乐语言创作的戏剧音乐。

器乐作品可分成独奏曲、重奏曲和合奏曲。

独奏曲范围很广。几乎各种乐器都有独奏曲。中国的二胡、琵琶、板胡、笛、箫、葫芦丝、唢呐、扬琴、笙、古琴、筝、柳琴、木琴等，都不乏著名的独典曲。西洋乐器虽亦如此，但举世闻名的还是以小提琴、钢琴、吉他、电子琴等乐器的独奏曲为最多。

重奏曲在中国民间不太多见。但在欧洲，弦乐四重奏、木管五重奏等却有很多优秀作品问世，并在世界各地流传。

合奏曲是指多种乐器演奏同一乐曲作品。在合奏曲中，各个乐器既充分发挥各自的性能和特长，又按一定的和声规律相互协调配合。在中国的民族器乐合奏曲中，江南丝竹和广东音乐占了很大比重。民族管弦乐曲则多为作曲家改编或创作的。民族吹打乐在中国的合奏曲中亦处不可忽视的地位。用西洋的铜管乐器、木管乐器、弦乐器及打击乐配合演奏的乐曲称为管弦乐。管弦乐曲在十七世纪的欧洲有了显著的进步，当时的体裁包括组曲、序曲、赋格曲、幻想曲、随想曲、狂想曲、协奏曲，以及对曲式有较严格要求的交响曲、交响诗。

拉丁语，原指罗马社会上等阶层，后转义为人类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价值的业绩。在国外，这种音乐类型被称之为“classical music”，“classical”有“古典的、正统派的、古典文学的”之意，所以我们国人将之称为“古典音乐”，确切地说应该是“西洋古典音乐”。首先从概念上解释，“古典音乐”是一种音乐类别的名称。然而即使在国外，对于“classical music”一词的具体意义，也有诸多不同的解释，其中主要异议来自于对“古典音乐”时代划分理念的不同：

古典乐派的风格形成于巴洛克时期音乐的逐渐消失之中，消融于浪漫乐派风格的逐渐形成之中，经历了巴洛克音乐向早期古典乐派的过度。众多乐派中，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有：海顿、莫扎特，贝多芬。

流行音乐（pop music）是根据英语popular music翻译过来的。按照汉语词语表面去理解，所谓流行音乐，是指那些结构短小、内容通俗、形式活泼、情感真挚，并被广大群众所喜爱，广泛传唱或欣赏，流行一时的甚至流传后世的器乐曲和歌曲。这些乐曲和歌曲，植根于大众生活的丰厚土壤之中。因此，又有“大众音乐”之称。但是，这样的界定有可能使那些本不属于流行音乐的音乐，如《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马赛曲》《洪湖水浪打浪》《歌唱祖国》《东方红》《南泥湾》等，仅仅因为它们也在群众中广泛流传而都可被划归为流行音乐。

另一方面，又把那些分明是流行的音乐，由于它们流传不开（这在流行音乐中也为数不少）而排除在流行音乐之外。显然，流行音乐不一定都流行，流行的音乐也不只是流行音乐。流行音乐准确的概念应为商品音乐，是指以赢利为主要目的而创作的音乐。它是商业性的音乐消遣娱乐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工业”现象。（见前苏联《音乐百科词典》1990 年版）它的市场性是主要的，艺术性是次要的。

广义指浪漫浪漫主义中后期兴起的富有民族色彩的，或是宣扬民族主义的乐派。

狭义地讲，指中国民族音乐。所谓中国民族音乐就是祖祖辈辈生活、繁衍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从古到今在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上创造的具有民族特色，能体现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音乐。而广义上，中国音乐是泛指世界上具有五声调式特征的音乐。

中国的民族音乐艺术是世界上非常具有特色的一种艺术形式。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中，创造了大量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形成了有着深刻内涵和丰富内容的民族音乐体系。这一体系在世界音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大家要认识中国音乐，不能仅仅会唱一些中国歌曲，听几段传统乐曲，还必须从民族的、历史的、地域的角度去考察中国音乐，了解中国音乐，从而真正理解中国音乐的内涵，了解它在世界音乐体系中的地位和历史价值。中国民族音乐分为：民间歌曲、民间歌舞音乐、民间器乐、民间说唱音乐和民间戏曲音乐。

音乐基本要素：音乐的基本要素是指构成音乐的各种元素，包括强弱、调性、时长、音色等。由这些基本要素相互结合，形成音乐的常用的“形式要素”，例如：曲调，节奏，和声，以及力度，速度，调式，曲式，织体，音色等。构成音乐家的形式要素，就是音乐的表现手段。音乐的最基本要素是旋律和节奏。

世界上最早的弦乐器是中国的古琴，亦称瑶琴、玉琴、七弦琴。古琴，是在周朝就已盛行的乐器，截止（2013年）至少也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了；本世纪初才被称作“古琴”。琴的创制者有“昔伏羲作琴”、“神农作琴”、“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等作为追记的传说，可看出琴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诗经·关雎》有“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诗经·小雅》亦有：“琴瑟击鼓，以御田祖”等记载。

中国古代历史记述了距今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有一位名叫做伶伦的音乐家，他进入西方昆化山内采竹为笛。当时恰有五只凤凰在空中飞鸣，他便合其音而定律。虽然这一故事也不能完全相信，但是，可将其看做是有关管乐器起源的带有神秘色彩的传说。

中国最初的帝王——黄帝，是五千年前创造了历法和文字的名君。当时，除了前述的伶伦之外，还有一位名叫“伏羲”的音乐家。据说伏羲是人首蛇身，曾在母胎中孕育了十二年。他弹奏了张有五十弦的琴，由于音调过于悲伤，黄帝将其琴断去一半，改为二十五弦。

此外，在黄帝时代的传说中，神农也是一名音乐家，他教人耕作，尝百草发现了草药，他还创造了五弦琴。

在中国几千年的音乐文化发展史上，曾经产生过许多种记谱方式，如减字谱、律吕字谱、宫商字谱、工尺谱等，人们用它来记录、保存和传播转瞬即逝的音乐。但是，由于这些记谱法的复杂、繁琐和不精确，所以除了减字谱还在古琴记谱中使用、工尺谱在民间还有些老艺人在使用外，其他的几种记谱方式已经逐渐的被人们遗忘了。

在中国近现代、当代的音乐生活中，人们记录音乐常用的两种记谱方式—五线谱与简谱，都不是中国的“土产”，而是从国外传进来的。

简谱又名数字谱，它用1、2、3、4、5、6、7代表音阶中的7个基本音级，休止以0来表示，通过在数字的上面或下面加点表示高八度或低八度；在数字的后面或下面加短横线表示时值，是一种简捷、直观的记谱法。简谱的雏形初见于16世纪的欧洲。17世纪时由法国天主教会教士苏艾蒂加以改进后用来教唱教会歌曲。18世纪中叶，著名的法国思想家、文学家卢梭再将它加以改进，并编人他的《音乐辞典》之中。19世纪，经过加兰、帕里斯和谢韦三人的继续改进和推广，才在群众中得到广泛使用。因此这种简谱在西方被称为“加—帕—谢氏记谱法”。但由于这种记谱法不方便于记录多声部的、结构复杂的音乐，因此简谱在欧洲几乎从未普及过。

简谱在20世纪初，于学堂乐歌时期经日本传入中国，经过早期音乐教育人士的大力推广及30年代抗战救亡歌咏运动的开展，在中国迅速普及，成为国内音乐教育、表演、传播的主要记谱方式。

简谱得以在中国广泛普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简谱的记谱法与流行在中国民间的一种文字谱—工尺谱相当接近。如工尺谱是用“上尺工凡六五乙”几个字和附在字左边的不同的偏旁来表示音的，而简谱则是用七个阿拉伯数和附在数上面或下面的圆点来表示音的工尺谱是用附在字右边的板眼符号来表示音的时值，而简谱则是用附在阿拉伯数右面或下面的短横线来表示音的时值。简谱与工尺谱如此相近，简谱记录音的大小快慢的方法又比工尺谱更简便、更精确，因此中国人十分容易接受简谱。就世界范围而言，中国是把简谱吸收的最好、又将其发扬光大的国家。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简谱得到如此普及。

简谱有着较简单易学、便于记写等多种优点，我国的许多音乐家在创作乐曲时，记录最初的创作乐思，多习惯使用书写方便的简谱。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创作《黄河大合唱》时，他们的初稿也都是用简谱来记写的。这使它在中国有着比五线谱更为众多的使用者，对于推动和普及群众性的音乐文化活动起着重要的作用。

五线谱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记谱方法，它用音符的符头在五条平行横线上位置的高低来记录乐音的高低，用音符的不同形状表示音的时长。与简谱相比较，五线谱有标示乐音音高较为直观、容纳音乐信息量大的优点，在记写音域宽广、声部众多、转调频繁的大型乐曲时，五线谱比简谱更有优势，因此，它广泛应用于专业音乐领域。

五线谱的前身可追溯到欧洲中世纪的纽姆记谱法及有量记谱法。五线谱就是在前两种记谱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到17世纪逐步趋于完善，18世纪开始定型沿用。五线谱是与西方多元性思维的文化背景相适应，在记录西洋器乐、交响乐等和声性多线条音乐思维的作品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优越性，一直是西方音乐作品记载的主要书面形式。

五线谱这种记录音乐的方法于17世纪中叶传入中国。最初只是用于记录和传播天主教堂中演唱的赞美上帝的经文歌和圣咏。19世纪末随西方传教士的传教及新学的兴办而使五线谱在中国的使用有所推广。20世纪初，由于萧友梅等国人对西洋音乐理论、作曲技法以及西洋乐器演奏的系统学习、传播和使用而确立了五线谱在中国专业音乐领域中的地位。如今五线谱在中国专业音乐家的音乐创作、专业音乐团体的演奏演唱、专业音乐院校的音乐教学，以至广大琴童对钢琴、小提琴等乐器的学习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五线谱的推广能够提高人们的演奏、演唱、欣赏水平，对于普及高雅音乐文化与促进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等都具有重要意义。